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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田进 2016年开始全面实施的二孩政策红利正在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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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冲上微博热搜。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956万人，其中二孩占比为38.9%。此比例连续两年低于同期一孩的占比，且已低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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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持续下滑，每年一孩、二孩的出生结构在这期间也悄然变化。2016年，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对缓解出生人口下滑效果显著——2013年前，每年出生人口中，二孩比重保持在30%左右，但在2016年，二孩比重提升了5.6个百分点至45%，二孩出生人数也由2015年的652万骤增至830.7万，2017年进一步上涨至896.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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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增长曲线只维持了几年。2019-2022年，二孩出生人数量由835万逐年下滑至371.9万，占出生人口比例也从57%滑落至38.9%。同一时期，一孩出生数由593.3万下滑至440.7万，跌幅远小于二孩出生数量的下滑程度。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表示：“2016年之前，受限于紧缩性生育政策影响，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随着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被抑制的二孩生育需求在两三年内得到释放。但是，整体的基本面是，愿意生育二孩、三孩的人群仍然有限，导致近几年二孩出生人数快速下滑。”
在二孩出生数快速滑落的同时，自2021年5月开始实施的全面三孩政策也不尽如人意。根据公报，2021年出生人口中，三孩及以上人口数由2020年的85.2万左右上涨至154万，2022年小幅跌落至143.4万。低于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百万级出生人口。
在此背景下，全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进入下滑通道，近三年出生人口数下滑幅度均超100万。其中2022年956万的出生人口数，仅有2016年出生人口数的51.8%。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以下化名为“陈立”）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育水平的下滑是一个普遍规律。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近几年出生率急剧下降，这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为鼓励人们生育二孩、三孩，此前各地推出一系列措施。2021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市在全国率先为生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育儿补贴，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此后，深圳、杭州、郑州、长沙等十余个城市宣布对生育三孩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发放生育补贴。
只是，在采访中多位专家的共识是，目前的生育补贴举措仍有诸多待完善的空间。
补贴一孩还是二孩、三孩？
当二孩生不动后，应该将目光集中于一孩还是二孩或者三孩？
从经济观察网整理的表格来看，一孩出生人口数虽然也在持续下滑，但下滑幅度正在快速缩小。过往三年下滑人数分别为78.5万、46.5万、27.6万，这也让一孩占出生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二孩出生数自2016年以来则呈“倒V”型增长，近两年二孩出生人口数均低于一孩出生人口数。
同时，对于全面三孩政策实施后三孩出生人口数增长并不明显的现象，原新表示，主要原因是愿意生三孩及以上的人群本来就较少；其次，2021年全面三孩政策的出台时间不太理想，三年的疫情对生育产生了明显影响，人们由于担心新冠疫情的后遗症，普遍推迟了怀孕计划；第三，全世界的共同经验是，在大灾大难发生时，生育率普遍会脱离正常轨道，呈下降趋势。
然而，目前的生育补贴更多集中于二孩、三孩，而不是一孩。
陈立在统计中发现，各地在出台育儿补贴政策时，能够同等支持一孩、两孩、三孩家庭的地区极少。并且目前出台生育补贴的地区都为地级市或县（区）层面，并没有在省一级甚至全国层面推广育儿补贴政策。很多地区在考量出台生育补贴政策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财政资金的可持续性，其次是确定重点支持哪些类型家庭。
即使面临财政支出压力，陈立的观点仍然是生育补贴应优先、重点支持生一孩的家庭。
在陈立看来，如何让已婚家庭实现孩子数量从0—1的突破，可能比推动从1—2或者从2—3更重要。如果在一孩家庭的支持政策上不能够有更多举措，下一步还要面临一孩出生人口数进一步下滑。如果没有一孩，二孩、三孩更无从谈起。
原新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表示，鼓励生育不应该“重二、三轻一”。现在整体在鼓励多孩生育，即生得越多奖励越多，一孩生育则基本没有奖励。但生育政策应该是国家公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公平地给予生育激励，不应该以生孩子数量或者户籍来区分，要刺激每一个胎次的生育。同时，鼓励生育第一孩、第二孩比鼓励生育第三孩、第四孩更加迫切、更加重要。
除了生育补贴之外，为了应对出生人口数的持续下滑，各项配套举措的重要性也越发凸显。
原新表示：“在各项政策投入较为有限的情况下，要想让资金投入发挥更大的效益，就必须针对有生育意愿的年轻人进行有效地支持。这包括询问他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方面的政策需求，并提供相关支持，从而让他们愿意生育、敢于生育。”
根据陈立所在团队的研究，生育配套的支持措施应重点关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私营企业里落实生育假期。陈立表示，团队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虽然延长产假、育儿假、陪产假等政策已有调整，但在一些企业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主要原因在于，相关假期成本基本上由企业承担，所以大多数企业会选择缩短或者不落实假期制度。
其次，关注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当前0-3岁的托育服务面临价格过高的问题，配套的福利保障政策以及教育服务远低于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
第三，育儿补贴能否直接用于支持儿童的成长。如果未来育儿补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如何追踪育儿补贴资金的使用，如何精准地保障到家庭个人是一项需要解决的难题。在一些发达国家情况，存在育儿补贴被用于其他家庭消费支出的情况。
辩证看待出生人口下滑趋势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努力提高生育率水平。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在政策上采取了更多的措施是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随后的结果是，中国生育率快速下滑，而发达国家也并未明显提升。
原新表示，生育率的提升是慢变量，不能指望功夫下足后，生育率就能够在短时期内大幅提升。在一些欧洲国家，对家庭生育友好的公共政策的投资甚至占到了GDP的2%—3%，生育率却没有因此大幅度提升。
为此，原新建议提升生育率必须要有信心、决心、恒心、耐心。从人口规律来看，曾经政策在降低生育率上效果显著，但想通过政策再次提高生育率可能很难。
原新也提到，灾难过去后的2—3年或者3—5年，生育率会脱离正常轨道呈反弹趋势。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人口数大幅度下降，但在其后的1962—1965年，生育率出现大幅反弹。因此，目前出生人口数量可能会在2024—2025年出现反弹。但他也预估，即便是有反弹，幅度也不会很大，人口负增长仍是大势所趋。
在人口负增长的大趋势下，近十年生育率的快速下滑也值得关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2—2022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6下滑至1.09（相当于平均每对夫妇生育1.09个孩子）。根据人口学理论，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的持平。
陈立表示：“中国人口数到底应该保持在怎样的规模，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人口负增长或不增长并不值得过分警惕，但出生人口的快速下降将会加剧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均衡。过往十年总和生育率经历了快速而剧烈地下滑，这种下滑速度在其他国家可能需要几十年才会出现。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可以预见的是，由于出生人口的短期快速下滑，未来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数量将出现较大差距。陈立表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将面临挑战，包括在出生人口数量快速且剧烈波动时，如何合理配置教育、医疗、社保资源等。
原新认为，生育率持续低水平对未来二三十年的影响还比较缓和。即便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以下，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数仍能维持在12亿左右。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但从长期来看，原新表示，持续的低生育率将对未来半个世纪甚至下一个世纪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包括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极端异化，即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因此，“明天”的人口问题可能相对缓和，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天”的人口问题不会变得剧烈。为了应对低生育率、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我们必须要有长周期和更宽广的视野，从现在做起。
田进经济观察报记者 大国资新闻部记者
关注宏观经济以及人社部相关产业政策。擅长细节深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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